《宋風成韻：宋代社會的文藝生活》 黃博 著 浙江大學出版社

“恭惟吾宋二百余年，文物之盛跨絕百代”，這是南宋人史堯弼在自擬的科舉考題中，對宋代文化欣欣向榮所下的斷語。在他看來，“文章之變，其得喪之關于天，而盛衰之關于世也”，此中所謂文章，不獨詩文而已，而是和他所說的“文物”一樣，都是反映一個時代盛衰特征的那些文化成就，而宋人對自己的文化成就，自視甚高，以兩百年的時間所創造的“文物之盛”，足以超越過去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朝代。

【資料圖】

史堯弼生活的南宋前期，國運不振，國勢日衰，早已偏安江南多年。令人費解的是，失去了中原河山的宋人，在本朝文化的自信上，卻有著天命在我的氣勢。當年孔子在被匡人圍攻，情況兇險萬分之際，曾發出“天之將喪斯文也，后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的感嘆，夫子以斯文自許，在生死之間，不懼生死，堅信自己身負著中華文化的歷史使命，絕不會就這樣毫無意義地死去。

“文之用否，其大矣哉！”——史堯弼這時的慨嘆是真誠的，盡管南宋立國之際，被金人按在地上摩擦多年，之后又以屈膝投降換來二十多年茍安的和平，但他卻堅信，宋代的文化，有足以與漢、唐比肩的盛世之風——“夫得喪之關天，盛衰之關世，千百年之間，其盛不過漢與唐與吾宋三而已！”

這是一個文人士大夫的大時代。北宋文學家尹洙曾夸下?？谡f：“狀元登第，雖將兵數十萬，恢復幽薊，逐強虜于窮漠，凱歌勞還，獻捷太廟，其榮亦不可及也?！笔諒陀脑剖?，完成對漢唐故土的統一，北宋自開國起就心心念念了一百多年，甚至北宋亡國，也是因為徽宗君臣那不切實際又愛慕虛榮的幽云心結造成的惡果。成年之后的尹洙，最大的夢想是為大宋王朝馳騁疆場，當然是以書生的方式。

其實北宋前期，文人士大夫對于軍事問題興趣不大，仁宗前期，剛剛考中進士，還只是一名地方小官的張方平說：“國家用文德懷遠，以交好息民，于今三紀，天下安于太平，民不知戰，公卿士大夫恥言兵事?！笨蓻]過幾年，宋夏戰爭爆發，文人士大夫就開始紛紛談論起兵事了。后來的大學者張載，當時還是十八歲的熱血青年，也“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正在陜西主持戰事的范仲淹論戰守之策。事實上，宋夏戰爭的前線統帥夏竦、韓琦、范仲淹，都是文人士大夫出身。

張載立志要“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份“自任自重”的氣魄，實是宋代文人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最鮮明的印記。正是在這個時候，文人論兵的風氣興起。除尹洙、張載以外，張方平著《平戎十策》，丁度奏呈《備邊要覽》，歐陽修、宋庠、宋祁、富弼、文彥博、蘇頌等一大批文臣都紛紛在軍事問題上各陳己見。

“為與士大夫治天下”，宋代是屬于文人士大夫的。北宋中期的文臣、大書法家蔡襄發現一個不妙的現象，整個朝廷都是依靠文士在運轉，他說：“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詞進。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錢谷之司，文士也；邊防大帥，文士也；天下轉運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文士在宋代，無所不在，似乎也無所不能。

古人講察勢觀風，蔡襄觀察到的，就是宋代最真實的風向。事實上，在宋代，連皇帝的喜好，都是被士人所左右的。宋哲宗年幼登基，翰林侍講學士范祖禹給皇帝講課，都是不假辭色，一次講到《尚書》的“內作色荒、外作禽荒”時，“拱手再誦”，并大言敲打哲宗，“愿陛下留聽”。直到哲宗“首肯再三”，范祖禹才肯罷休。哲宗在休閑之時，喜歡寫字練字，有一次哲宗把所寫的書法賞賜給范祖禹?；实鄣臅ㄔ谒未环Q為“御書”，一般人都以擁有御書為榮。

本來哲宗此舉是為了顯示自己對老師范祖禹的眷顧之意，可范祖禹拿到哲宗的御書后，卻板起臉教訓起皇帝來，他說“忽頒宸翰，獲睹飛毫，乃知陛下閑燕之中，留神筆畫，研精儲思，欲臻其妙”，意思是說，要不是陛下賞賜我你的大作，我還不知道你平時有空的時候喜歡寫字呢！有沒有一種發朋友圈曬照然后被老師“抓包”的感覺??！接下來他就教育皇帝說：“臣愿陛下篤志學問，亦如好書，益進道德，皆若游藝則圣神可至，事業可成?！币馑际?，早知道你這么有空，應該多讓你上點課，多學點東西的！

哲宗的另外一位老師呂公著發現皇帝喜歡摘抄唐人詩句，還喜歡親筆書寫唐詩賞賜給近臣后，對此也頗有微詞。當時的近臣多以得御書之賜為榮，而呂公著卻不以為然，他覺得皇帝沉迷于唐詩不是好事，建議哲宗就算要練字，也最好是抄錄一些有益于圣學的內容，如《尚書》《論語》《孝經》之類儒家經典。為此他特地上奏皇帝說：“今惟取明白于治道者，庶便于省覽，或游意筆硯之間，以備揮染，亦日就月將之一助也。”

身為皇帝，不是以聲色犬馬為休閑娛樂之事，而是一心練字，親近翰墨，哲宗的愛好比起漢唐的帝王，其實已經相當文藝了。

有趣的是，北宋前期，士人們夢想的神仙中人，還是李白。宋太宗年間的大才子王禹偁因為讀了《謫仙傳》，以“未識謫仙之容，可太息矣”為憾，他更衣沐浴，收拾干凈床榻，甚至特地和老婆分床睡了一個月。一切準備就緒后，他獨自一人，“拂榻而寐”，就是想“求吉夢而覘仙姿也”，可是堅持了一個月，還是美夢難成，始終沒有夢見李白出現在他面前。

好玩的是，幾十年后，王禹偁自己也成了宋代士人的夢中人。蘇軾曾經在蘇州的虎丘寺見到王禹偁的畫像，一向自視甚高的蘇軾，竟然被他折服，“見公之畫像，想其遺風余烈，愿為執鞭而不可得。”蘇軾引經據典地說，“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一個國家的維系，靠的是君子，而王禹偁正是有宋的第一代君子，“以雄文直道，獨立當世”。

無獨有偶的是，與蘇軾齊名的黃庭堅也見到過王禹偁的畫像，黃庭堅對王禹偁的學問文章也佩服得五體投地，他說：“天錫王公，佐我太宗。學問文章，致于匪躬?！庇终f：“惟是文章，許以獨步?！碑斎?，黃庭堅也非常景仰王禹偁的耿直敢言的德行，他在贊辭中感嘆王禹偁敢于犯顏直諫的勇氣，是朝廷群臣的中流砥柱——“太阿出柙，公挺其鋒。龍怒鱗逆，在廷岌岌。萬物并流，砥柱中立”。

王禹偁被他的后輩欽羨，固然是因為他的文采出眾，但更重要的是其剛直的性格，決定了他的官場人生，不可能無災無難到公卿。蘇軾和黃庭堅都意識到了直道而行者的這種悲壯命運，蘇軾看著王禹偁的畫像哀嘆他曾有“三黜窮山，之死靡憾”的覺悟，黃庭堅發出了王禹偁一生“白發還朝，泣思軒轅。雞犬狧鼎，群飛上天”的悲愴慨嘆，但蘇、黃還是堅定地以王禹偁為榜樣，并且堅信“一時之屈，萬世之信。紛紛鄙夫，亦拜公像”，個人在官場上的得失，比起流芳千古的美名，這點挫折，可謂微不足道。（作者為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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