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玉冰

那個坐在綠色小椅子上的男孩就是我。那時我幾歲？三歲還是四歲？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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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在綠色小椅子上，孤零零的一個人。

小說《穿旗袍的姨媽》開頭的這兩句話，大體上奠定了整部小說的敘事動力和情感姿態。一方面，主人公“我”從小就處于某種缺愛的狀態，在幼兒園里一個人孤零零地等待家長來接。這一童年場景構成了“我”后來一生呼喚愛與溫暖的某種隱喻。按照小說中的說法，“我之所以喜歡把自己關閉在塵囂之外一個人靜處，比較早地獲得一種淡泊的心境而在生命里又熱切渴望任何一種呼喚，我想，都與童年時代的這一場景有關”。另一方面，作為貫穿整部小說的敘事主體“我”，又被作者采取了客體化的書寫方式從而拉開了觀察的距離。在小說中，講述自己過去經歷的“我”更多是“那個坐在綠色小椅子上的男孩”；小說潛在的敘述者則對“我”的一言一行冷眼旁觀，偶爾還忍不住跳出來評點幾句，從而使得這部以第一人稱敘事的小說避免了個人情緒上的沉溺和宣泄。在上述這兩重意義上，穿旗袍的二姨媽緩緩登場，她既是“我”小時候“哇的一聲哭喊著朝門口奔跑而去”的情感依靠，也是“我”在多年以后，不斷回顧與重返的童年記憶錨點。

歷史褶皺中的私人敘事

小說中“故事講述的年代”是一段動蕩而迷惑的歲月。一些富有年代感的稱呼、事件與器物，既構成了“我”的成長記憶碎片，也為讀者標示出大歷史發展的進程與刻度。但作者同時卻故意避開了對這些歷史大事件的直接書寫，而是不緊不慢地從自己身邊經歷的人與事慢慢講起，比如因為扁桃體炎和中耳炎就診時遇到的醫生、中學里的胖老師、有著動物名字的男生們（兔子、青蛙、袋鼠、鱷魚、熊貓、駱駝）和有著水果名字的女生們（蘋果、桔子、石榴、櫻桃、香梨、芒果）……他們在“我”的生命中不斷地到來并離開，而“我”就在與他們的相遇、交往和分別中慢慢獲得成長。

在小說中“我”的人際關系網絡里，家庭情感關系是相對比較缺失的。從小因為犯罪而離開家的父親，很早就遠走高飛去新疆的哥哥，由母親、大姐、二姐構成的所謂“女兒國”家庭……讀者在小說中似乎很難從“我”的日常生活中辨識出親人之間的情感支持與彼此陪伴。而這種親情關系幻象的徹底破碎是在二姨媽去世后，舅舅和舅媽聯手哄騙鄉下來的三姨媽，只為和四姨媽一家爭奪遺產。平日里表面上溫情脈脈的親情偽裝徹底褪去，利益勾斗的背后是人心的不可測。

與此同時，親情關系也影響到“我”與同學之間的友情交往。這在特殊的年代里具體表現為對“家庭出身”問題的關注。在小說中，由于“家庭出身”不同所導致的同學間關系的不平等，日常相處中的玩笑與嘲諷、班級里的小團體與排外性、畢業時“軟檔”與“硬檔”所引發出的人生道路選擇上的不同……小說《穿旗袍的姨媽》從“我”的家庭人際關系寫起，逐步延伸到“我”的社會交往之中。但這種私人敘事背后，其實又深深烙印著時代歷史進程的痕跡。在“我”不同成長階段反復出現的對于“家庭出身”問題的糾結，恰恰構成了個人與社會、私人經歷與時代主潮之間的最佳交匯點。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小說中的私人敘事就具有了某種連通更宏大歷史感知的可能性，讀者從“我”的童年經歷中可以一窺歷史褶皺處的復雜與微妙。而小說所采取的通篇第一人稱、同時又不斷游離其外的敘事視點，也最大程度地肩負起講述私人往事與歷史大事的雙重功能。

二姨媽的旗袍

無論在私人家庭還是公共歷史維度上來說，二姨媽都算是異質化的他者。比如她孤僻的性格、怪異的行為（在陽臺上曬一沓沓發霉的紙幣）、從未婚育的經歷、神秘莫測的住宅以及里面的紅木家具。又比如二姨媽平時看似沒有什么收入，死后卻靠省吃儉用留下了大量房產、首飾和存款等“遺產”，而以她的經濟實力，卻又在家庭成分上被劃定為“工人階級”。一系列的錯位構成了二姨媽這個人物身上的懸念和魅力，而這在人物外形上，則被作者巧妙地設計為“穿旗袍的姨媽”。在革命年代里，二姨媽的“旗袍”顯然與時代主潮之間顯得有些格格不入，同時又似乎暗示了這是屬于上一個時代的遺留物。總之，在二姨媽身上，“旗袍”就是懸念、魅力、神秘性與傳奇感的象征；“穿旗袍的姨媽”是作者用最為儉省且傳神的筆墨所刻畫出的一個時代“多余人”形象的剪影。

整部小說中，一方面，二姨媽顯然是與“我”關系最為親近的家人，就連“我”整個關于童年經歷的回憶，也都是圍繞二姨媽而展開的——整本書的時間跨度從二姨媽接我放學回家開始，到二姨媽去世后我選擇離家去海邊“戰斗”為止。但在另一方面，“我”對待二姨媽的態度又暴露出“我”自身性格深處的悖謬之處。這不僅表現在二姨媽臨終住院之際，我卻從沒去醫院看望過她。甚至在與二姨媽生前的閑聊和調笑中，我也不肯給她一個情感的表白與許諾，比如當二姨媽不斷地追問我是否愿意給她當兒子時，“我居然一次也沒松過口”。由此，作為時代“多余人”的二姨媽就引出了“我”的“局外人”性格特征。借用小說中的話說：“我既沒有能力去看清這個世界，又沒有精力完全介入現世生活，我只能沉浸在自己的小天地里神游。我蜷縮于小天地，恰似一個飛行員蜷縮于機艙內浮游在大千世界浩瀚天空。”

在講述過去的同時告別過去

的確，在整部《穿旗袍的姨媽》中，“我”有著類似于加繆筆下默爾索的復雜、冷漠和荒誕性格。比如“我”在家中卻無法體會到來自家庭的溫暖，與很多女同學都產生了情感上的萌芽卻始終沒有進一步的發展，身處時代激流之中卻無法感知時代熱情的召喚……從小說中的諸多細節來看，“我”和二姨媽一樣，同樣也是那個時代的“多余人”。這或許能一定程度上解釋為什么“我”和二姨媽平日里感情最為要好，以及在二姨媽去世后，一眾親屬為了遺產勾心斗角、丑態畢露，我卻最終選擇離開家庭的根本原因。甚至我們也不難想見，“我”雖然擁有“硬檔”卻選擇畢業后去最艱苦的海邊“戰斗”。在小說所沒有寫到的未來海邊生活中，“我”同樣也會是一個游離在“戰斗”生活之外的存在——這些都在程永新的另一部長篇小說《氣味》和短篇小說集《到處都在下雪》中得到進一步的延伸和展開。

最后再來看小說中的一處細節：關于曾經打了“我”一耳光的扁平臉女人，我一直對她耿耿于懷，甚至經常想著要報復她。“再后來，我去找心理醫生，向他咨詢如何才能忘掉這件事。心理醫生建議我用文字把我所想的一切記錄下來”。這個細節在我看來，完全可以理解為小說《穿旗袍的姨媽》的“元敘述”，即講述是對心靈創傷的療愈，寫作是對痛苦過往的遺忘。對于作者程永新而言，以二姨媽為代表的一系列回憶、遺憾與創傷，都促使他寫下這本回憶之書，在講述過去的同時告別過去，在塑造出二姨媽這個人物形象的同時完成對這個親人與自己童年最深切的緬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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